周戌乾: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实用理性和进化思想(上)

 

上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登载了谢祖墀先生的《企业家精神将成中国增长新动力》一文,受到广泛关注。本期泰普洛领导力,周戌乾教练将对什么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进行探讨。

 

 
 
中国文化背景与企业家精神
 
 

 

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长期受到以农耕文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儒家道德合理主义的束缚,未能形成系统的条理化管理方法——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近代工业在中 国的逐步发展,西方理性化管理方法才逐渐得到传播和运用。

 

一批中国企业家,担当了上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媒介,不仅在管理实践,甚至在管理思想上亦有创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企业家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代表了近代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韦伯命题及其局限
 
 

 

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在微观层次影响企业管理风格的形成。我们先来看近代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中提出过“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韦伯比较了儒家思想和新教传统,认为两者的经济伦理观念迥然不同:

 

■ 第一, 在新教中,上帝是万物的主,上帝给予人的天职是积累、增加社会财富。这种观念演化为“人是资本增值的工具”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观,将道德引向工作和实务, 进而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人”的出现。而在儒家思想中,道德剔除了人与神的关系,只保留纲常伦理,放在首位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人格上的自我追求和 自我完善,最终把人引向“慎独”修养,崇尚文辞,轻视世俗工商技术,也就无法诱导出资本主义精神。

 

■ 第二, 尽管两种伦理都是主张入世的,但儒家视宇宙和人间的基本结构是谐和、平衡的,因而儒家伦理中不存在“摆脱传统与习俗的内在力量以作为影响行为的精神杠杆”,这就使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缺乏与政治权威和传统习俗相抗衡的心理能量。与之相反,新教徒则具有内在的控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

 

因而韦伯指出:“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都是‘理性主义’,但这两种理性主义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儒家是对世界的理性适应,基督教则是对世界的理性主宰”;进而得出他的结论:儒家伦理不具备新教伦理那样的进取精神,而囿于传统,也就难以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

 

然而,韦伯的命题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事实验证。尽管儒家经济伦理本身未萌发资本主义精神,但儒家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却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催生作用。从现象上看,一部分深受传统影响又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旧商人转变为企业家。他们的开拓之力, 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实用理性精神的作用
 
 

 

儒家实用理性精神的特点在于:关注社会现实,极少做纯粹抽象的思辨。强调经验思维与“实用”、“实际”、“实行”,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乐观进取和清醒理智,是 这种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就直观地表达了这种精神。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般置“闻道”于最优先的地位,关注社会现实人世生活方面的问题。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体现了实用理性精神。

 

近代中国的早期,列强的大炮打破数千年来沉湎在“华夏中心”、“礼乐教化至上”之类僵化观念中,传统士大夫的美梦。受过强有力儒学训练的士大夫,走入文化心理上的两难困境。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严峻的社会危机和西方近代文明铁的事实前面,逐渐放弃“华夏中心”、“圣学至上”的价值判断,承认西方文明的领先地 位。

 

虽然在文化心理上,他们依恋旧的传统,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但是,实用理性的作用毕竟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大势,从而迸发出学习西方的热情, 以及同列强并驾齐驱的进取意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龚自珍,虽然开始从经济方面寻找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契机,但还未摆脱“重食轻货”的传统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的包世臣和魏源开始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樊篱,提出“本末皆富”与“缓本急标”;

 

洋务运动后,曾游历英、法、俄等国的王韬彻底摒弃“重本抑末”的传统,代之以恰好相反的“恃商为国本”,明确主张采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及自由企业制度;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在继承和总结前驱者基础上,创立变革理论,提出“定为工国”、“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强调工业化作为“富国”、“强兵”的物质前提;

 

在理论上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严复,不仅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引入进化论思想,还将亚当•斯密的《原富》翻译介绍到中国,直接用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自由办新式工商企业的理论依据。

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起者总是比他的前驱更能把握现实,提出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见解。在从小农经济合理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演变的过程中,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舍弃被实践证明是无用和过时的制义、经义、策论,转而吸取西方文化中对现实生活有利的因素以“经世致用”——这正是实用理 性精神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动态展现。